Purdue University

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专题研讨之一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现状和未来

2008年10月8日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按语: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其间包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现状和未来”专场研讨。这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的文字记录。欢迎转载,敬请保存其完整性,并注明出处:http://www.purdue.edu/crcs。 请点击看高峰论坛的专场录像。]

 

李向平(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是大家知道的。最近几年于建嵘教授对农村问题,对农村社会问题,以及他几本代表作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的《岳村政治》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他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是可以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比美的著作。关于于建嵘教授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培伊尼曾经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培伊尼把这本书与詹姆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相比美。所以我们今天能请到于建蝾教授来谈他关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实在是荣幸之至,也是杨凤岗教授这么多年推动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关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这是一个敏感、重要、普遍、而且越来越重要又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而这个话题能够在这个研讨会上进行公开的讨论,也表明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宗教学的进步、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进步。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于建嵘教授为我们作报告。(掌声)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我是研究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的,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题目?这是国家的一个软科学的重大课题,我是主持人。为什么做这个重大的课题?就是我们想了解中国,会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还有哪些?所以我们做了一年的调查。今天我到这里来,杨老师让我来说这个问题,我想我很紧张。你们都知道我从来不穿西装,今天第一次穿西装,在家里找了很久找了这么一件西装。我为什么紧张?因为我感觉这个问题特重要,杨老师特别写明了让我着正装,所以我说我今天很紧张。讲得不对,特别是宗教问题,包括基督教本身信仰的问题,你们不要问我,我不懂。我先讲明,我不信宗教,我不信基督教,我也不专门研究弄基督教的某个问题。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在这个调查中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相关问题。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规模。对于中国家庭教会的规模,说法不一样。基督教家庭教会调查,我们跑遍了全国将近20个省市。那么,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人他和你讲,他一般把数字夸得很大,三自教会的人把数字讲的很小。我曾经为了这个事,问了河南省济源市那个宗教局长,他说基督教有几万人,我说为什么你只说这么多,他说这不像种树,种树的时候越多越好,我们讲基督教不能讲多了,讲多了上面会怪罪。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人为什么又把数字夸大了呢?这个我告诉你,一般你去了解,他都会告诉你我有很多很多人,到时你把名单拿过来,实际上也没那么多。这两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分析。

 

现在关于基督教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有的说1600万,这是我们的官方教会说的,当然不包括家庭教会。也有说1个亿,韩国人流行比较多的说法是1亿2千万。最近都说7000万。到底基督教人数有多少?家庭教会有多少?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没有办法找出来。我跑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我亲自跑过的地方,你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三自教会它不会向你提供完整的人数,他当然有个数字,但他也不好说清楚,因为教会有些人,你说哪些算基督教徒?这个本来就不能判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会的人,包括温州,我们跑了很多很多的家庭教会,他都会告诉你,人数差别很大。我有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个我听到了很多意见,包括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三自教会的,我比较倾向于6500万人的中国基督教徒,这是比较准确的,总共6500万。家庭教会的人,经过我们反复测算,包括听取了很多家庭教会领袖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大概是4500万到5000万人,这个数字相对讲是比较负责任的数字。我一直想把它搞清楚,我花了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的分析,我们课题组大家认为,大概就是4500万左右到5000万的家庭教会。无论是多少,我们都认为它是三自教会的数倍。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不很科学。

 

那么,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信仰带,这两个信仰带,大家都知道,淮河流域的信仰带,一个是福建和浙江的沿海的信仰带,再包括内地的云南和陕西的。有人可能到过陕西榆林地区,陕西榆林地区曾经提供给我一个信仰图,说到底有多少基督教的教徒,那个地图我今天没法显示出来,那个地图让你感觉到到处都是基督教堂。我认为大概是这么一个分布。当然,其他地方都有,包括湖南,我们也到湖南去调查,到常德、到株洲都去调查了,那儿也有。但我认为淮河流域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信仰带。 

 

那么这个活动体系,像基督教的团队或者团契和教会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全国范围的活动,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团队,我已经把它列出来了。那么有一些在省内范围的活动,也有一些在本地的,市区县区之外每个乡都有。

 

因为家庭教会相对隐蔽,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家庭教会系统,我们去调查,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所以比较接近我们,我们也能够进去,但是实际上也还是很困难。一个地方有不同的教会,而且派别不一样,比如像一些呼喊派,你算不算他是家庭教会?我们不能完全判断它,但是这个活动范围,我认为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是肯定的。特别有名的全国范围有影响的,你们可能会注意到。

 

它的组织模式,因为我是研究政治学的,我非常关心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方式来管理基督教。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长老会的体制,这个体制大家可能也已经知道了,一个是家长式的团队体制,这两种体制实际上在分布上有区别,江苏、浙江、福建主要是长老式的,河南、安徽,中部地区,主要是中央集权式的,就是家长式的,当然也不一定就是中央集权,但是它是家长式的,它有一个团队,有一个上下延续的一个纽带。教派、宗派又不一样,大家可能知道,宗派分为两派,改革宗和阿民念大概是两派,将来可能有三派,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我们对一个具体教会的判断。

 

我现在详细讲一下我对教会类别的认识。我要做基督教的研究之前我在想,家庭教会在我的理解中是秘密的,是要通过关系才能进入的。我们发现,的确,这种教会是存在的,这种教会我把它称为传统的家庭教会,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与三自教会对立,不认为他们是教会,那么没有组织延续,而且有些抵触。第二个关键是聚会点一般在信徒的家中,在家里,这个聚会点规模一般比较小,对外不开放,必须通过熟人才能进入,你不能随便进去。这些人没有特别的行为。多采用家长式的方式,而且一般都是一族、家族,那么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我称为开放式的家庭教会,开放式的家庭教会是我在温州见到的。我感觉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后面可能会简单地显示一些我们拍的图片,温州的家庭教会不是我们想象的在家里开会,而是在写字楼里,像这个写字楼一样,这里布置了、放了一个十字架,大家在这里聚会,而且都知道这个地方,大家随便都可以来,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来,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像原来那样在家里、是封闭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透明度很高。你到温州的写字楼里面去,经常会看见这些做宗教活动的人,它已经脱离了原来我们理解的那种通过熟人关系才能进入的教会情况。

 

现在有一种新兴的教会,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教会。实际上这与我们前面讲的开放式的教会是有些相类似的,问题关键是在什么地方?这种教会没有历史包袱,一些知识分子做的,在大学生、在学校旁边,实际上包括北京的大学有很多这样的教会。我们即使看见了,也可能不知道。可能在某个写字楼,也可能在家里,这种教会的规模和人员相对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一些读书人,他们在一起,这种教会比较主张和政府对话,比较开放性的形态超越于传统教会。

 

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培训体系问题,为什么我讲家庭教会的培训体系?实际上我告诉你,你们看见了我第一篇写关于教会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和家庭教会之间的一些培训师在一起的一个对话。我到温州去,因为我原来没有专门去研究宗教,我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当时我感到特别惊讶,在一个写字楼,有一个培训的机构,就是一个教会,甚至是组织了10几20多个小孩子在一起做培训。所以我又专门到那里去和他们对话,我问他们讲了什么课,学习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培训体制,大家要注意了,都要关系到我们将来下一步分析它往哪里走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非常完备的培训体系,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几个人做了一个教堂会怎么样。它非常的完备,这一点必须进入到体系里面去,你才能知道。它不是神学院,但它有家庭教会本身的培训体系。这些人员主要是一些传道人,不是外面的人讲课,必须是教会的人,必须是他们宗派的相关联的人,必须是一派的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现在讲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政府到底对待家庭教会是什么态度。政府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就中央而言,很少公开地根据法律制定关于家庭教会的一些明确规定,说你合法或非法,它采取一些模糊措施。我认为它是一个鸵鸟政策,什么意思?就是装作没看见,我内部看见了,我外面没看见。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我说政府的家庭教会政策是一个鸵鸟政策?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它,我一直不认为家庭教会一定会出什么问题,或者是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去面对它,这么多人在做什么?在干什么?他们到底想怎么办?

 

地方政府一般用非法聚会这个概念来形容,说家庭教会一般说你是非法聚会。对于非法聚会,这个有打击,造成了很多冲突,实际上我的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从冲突开始。为什么产生了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冲突?这些冲突,最近几年,你们大家可能看见有这么比较大的所谓非法聚会的冲突,这个冲突你们可以感觉到,到底是什么?你要聚会,政府来了说你不能聚会,叫非法聚会,我也不说你宗教活动。那么这个问题,非法聚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法律的底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是合法的聚会?我们的解释是,你经过登记的,经过批准的宗教活动才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其他的叫非法聚会。法律的惩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法律上找不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很难看见中央政府对家庭教会具体明确的东西,内部可能是有的,但是它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视而不见的东西。实际上地方教会,你们去调查,接触那些宗教人员,有非常愤怒的,特别是那些搞基督教的,那些三自会的,有非常愤怒的,也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到榆林地区去,他就讲,我没有办法,现在农村党组织根本就没有用,我现在还动员我们的党员去管教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对于这些政府的态度,就是我们决定它往哪里走的态度。

 

我们了解一下家庭教会的代表人士的立场,这些家庭教会的人有什么看法呢?我在这里提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我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广东、北京、浙江,不同地方访问了四个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有三个,第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信教为什么要你政府来管,与政府没关系,与任何人没关系,只要教民认我们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就是愿意对话,但是不知道怎么对话。我到政府去,政府不给我登记,我也没办法。还有一种比较稳健的,就是说,希望在法律框架内解决。

 

那么,我怎么看?我认为对于家庭教会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公开化,我用了一个词叫脱敏。我调查完了之后,我在人民大学、在中国农业大学,在广州我做了三场演讲,专门讲家庭教会的情况,不像今天这么演讲,我放了大量的录像和图片给他们看。我为什么说要脱敏?宗教问题非常敏感,今天来的时候杨老师连我的嘉宾名单都不敢写进去,我要签名,没有,前台告诉我你不能签,但是告诉我,你是嘉宾。什么原因?比较敏感!太敏感!不要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可怕,中国人这么聪明的人一定要面对现实,所以我做了第一篇文章,要试探一下政府的底线,也试探一些社会的底线,也试探一下基督教徒的底线,到底大家在干什么,所以我做了第一篇文章,“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与两位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的对话”,跟传道士讲话,跟讲课的人对话。这个对话发表在《领导者》上,我试探不同的底线,看政府到什么地方。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能够把它公开化,能够把它讨论,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巨大进步。(掌声)所以我今天找个西装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把它公开化。我非常认真地说这句话。你不公开化,秘密化一定会产生异端和邪教。我现在放了这个图片,这个是三班仆人教。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到我们建的一个资料室,我把三班仆人教所有的法院的案卷全部复印过来,不是一个地方的法院案卷,包括所有的地方的法院判案的案卷。我全部拿过来看,看了后得到一个结论,三班仆人教可以叫邪教,也可以叫异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秘密化,它不能使人知道,上面是谁,下面是谁。他就像搞秘密组织一样,不能让政府知道,政府越打压他们,他们越秘密化。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让宗教公开化。这个问题必须讨论,你们不要装作没看见。所以我最近写报告反复讲,你执政党不要装作没看见,你国家宗教局也不要装着没看见。这个事情是存在的,要让社会讨论,让大家去调查,我们把每一个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之后,一切问题都好办。你不搞清楚、也不愿意和他对话,也装着没有,但事实上他存在。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要公开化,我提为脱敏,脱掉这个敏感,没有什么敏感。你不公开化,它已经把你公开化了。我告诉你,这是我在浙江萧山拍的教案,我有大量的这种教案,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教会,它是完全公开的,地方宗教管理官员怎么对待它,你说它不存在吗?它是合法存在还是非法存在呢?你们再看一看,这就是我在河南拍的大量的农民的院子的对联,这种对联说明人家宗教人士都敢于公开说我就是基督教徒,我们政府怕什么?所以这个问题,我说你不公开化,他要公开化,那么怎么办?

 

我对政府的建议有三点,第一点,我认为,我们要认可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为什么要认可,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东西,它有几千万人,你难道说这几千万人非法吗?法轮功的教训,已经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了。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我们无言面对的问题,基督教、家庭教会客观存在了。既然客观存在,我的观点就是将它合法化。你就是合法存在的,你也不是说非法组织,也不是非法聚会,我也不是装着没看见,我看见你了。

 

第二点,你要准许他们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现在基督家庭教会为什么不登记?你们看到我想要发给你们的文章,峰会组织者还不敢放到论文集里去。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先发给大家。那个文章就是一个问题,他们不同意在三自教会里面登记,我们就准许它在三自教会之外登记,没关系,为什么不让他登记呢?你登记了就是管理。他认可登记了,我们也认为他认可你的管理。在三自教会内部登记的,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我认为给他选择,但是你必须要登记,必须要注册,必须要接受政府的某些管理。我起码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学校怎么办的,我对办学校历来很重视,我历来认为我对教育下一代的方法,谁来教育、用什么教材教育,我很关心。

 

所以我第三点,它既然不同意和你办神学院,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你就让它自己办。当然你办神学院,我要知道你在学什么东西,你宣教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北京大学这个地方能够让我讲这个话,我对这个问题充满信心,谢谢各位。(掌声)

 

李向平:非常感谢于建嵘教授简单扼要地把中国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披露在我们的面前,于建嵘教授通过他的深入的、具体的、能够深入民间底层社会的一种姿态,给政府、给我们的学者与社会提出了很多问题。刚才于教授说找西装找不着。我拜读过教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它后面有一个杂记,说有一次在湖南衡阳地区做调查,摔到泥沟里去了,要坐长途车,公交车不让他坐,说他太脏。正因为这样,于教授能够深入中国的底层社会,而我在读于教授的《岳村政治》,他实际上在后面已经提到了家庭教会,说家庭教会是一种非法的存在形式,而且是被禁止的。当时我就在想,做农村研究的肯定会碰到家庭教会的问题。果然,于教授以一种试探政府、教会和社会底线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态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再次感谢!(掌声)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个宗教社会学、一个宗教政治学的两位资深教授,一个大姐大,一个大哥大,回应于教授的关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有关问题第一位是宗教社会学家高师宁教授,大家欢迎。(掌声)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首先感谢于教授给我一点勇气,因为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觉得是很敏感的。我很佩服于教授!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他不搞宗教,因为我们搞宗教的就感到非常的敏感。2002年我曾经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家庭教会的论文,很快就有人报告到国内宗教局和统战部去了。我今天在这里讲,我觉得不是有很多资格,但是也有一点资格,因为我从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家庭教会,2002年到2003年在北京做了一年的调查研究,主要是以家庭教会为主,所以我有自己的一些体会。这种敏感就是家庭教会不能公开,我们的研究也不能公开.我的书,我自己觉得既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黄色的东西(笑声),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的书不能在大陆出,我的文章被开天窗,我自己觉得非常难受,在出书之前我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把自己认为是敏感的东西都删去了,脱敏了,但是还是不能出,非常遗憾。只能在香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出,可幸的是现在很多人也能看到这本书。

 

我今天想讲的,作为对于教授讲演的补充,主要讲的是城市的家庭教会,就以我自己做的实证研究,研究主要是在北京地区。为了准备这个,我翻了我很多年前写的文章,上面讲到两点,说有两个状况要引起大家注意,第一个是基督教快速的发展,第二个农村基督教和城市基督教发展是两个平行线,互相没有关联,这种情况我觉得一直存在。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督教的发展非常快,这有一本非常好的书是香港梁家麟博士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大家可以看看。其实城市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出现比农村要晚,有一个时间差,大概是90年代,我自己开始关注是1998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参加他们的一些聚会。我今天要讲的,从我对这个关注,到投入了一年的时间的调查,再到后来的继续关注,我认为城市家庭教会已经走向成熟。

 

关于成熟的标志,我有几点可以讲:第一、就是刚才于教授也提到的,就是从隐蔽走向公开。我记得1998年我第一次参加家庭教会活动的时候,邀请我去的人带着我绕了20分钟的路才进去,实际上出来的时候就两分钟!我并不知道聚会的地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了,我根据国外学者的一个调查,以这个调查为例子,从他对北京46个家庭教会65堂聚会点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81%的教会和聚会点已经租用了写字楼、居民用房或者是新盖的商住两用房,它们是公开的。我参加这些活动到很多地方去,人家说就在楼上,没有哪个人说不知道。这是第一点成熟的表现。

 

第二点,从无名到有名。我当年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包括后来的调查,我只知道这个是商人团契,这个是妇女团契,没有名字,但是现在很多教会都有名字,是从无名到有名。比如说福音教会,恩福教会,锡安山教会,守望教会,新树教会、方舟教会等等、等等,你可以发现它们都有名字了,有了名字也是名正言顺的一个开始。

 

第三点就是说从一个团契式的聚会点发展到教会。在我自己的书上,我曾经说,为了学术讨论方便,我宁愿把家庭教会叫做聚会点。当然这有一个考虑,就是不要用特别敏感的词,但是我当时考虑这个问题,也是考虑到很多聚会地事实上也不能称其为教会,但是现在如果这个书可以在大陆出版,我就把它改过来.因为我觉得它们现在已经是教会了,“家庭”成了修饰词,表明了一种历史性的东西,并不是说聚会就在家庭、就在house里面。从46个教会65个团契点的调查来看,有传道人的教会已经有30多个,40%的教会已经有了教会的宪章,我们到大型的教会可以看到非常完备的教会体制,而且65堂聚会点当中,有成人主日学的有23个,儿童主日学的有34个,非常完备。而且75%以上的教会的聚会有司琴,就是我们做活动时有司琴,而且我万万没想到,66%以上的教会的聚会点还有唱诗班,这是一个教会最基本的完备的体系,这是第三点成熟的表现。

 

第四点成熟表现在从无奈地维护自己的生存到有理性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家知道在1998年的时候,在河南的家庭教会,他们有两个宣言,一个是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态度,这是一个宣言;第二个宣言是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我觉得这两个宣言,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家庭教会是一个力量,而且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家庭教会不断地遭受麻烦,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于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这种来自政府部门的干扰,实际上最晚近的就是今年5月11号对北京几个家庭教会的冲击。对待政府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家庭教会有一个变化,本来他们觉得很无奈,为了生存躲躲藏藏,说一些一般人听不懂的话,像暗号一样。现在他们则是公开的、理性地维权。现在很多教会人手一册《基督徒维权手册》,他们宣告,我们应该是有权利去信仰,而且他们自己也宣布他们并不违抗政府,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今年5月11号的冲击当中,守望教会的反应是一个典型。它的人数已经有800多,但它没有对政府的冲击采取激烈的反对,而是非常理性的跟上面进行交涉、一再澄清他们的态度。

 

还有一个是教会领袖的素质相对比较高,很多教会领袖有意识地在探索基督教中国化道路怎么走。我参加了一些教会,他们对礼仪进行的改革,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深入的。在礼仪方面进行改革,除了唱诗选用中国人作的,甚至是中国一般的基督徒比如说小敏等做的赞美诗以外,他们还根据信徒的不同需要,专门开了整个讲道不超过8分钟,全部是音乐这样一些改革。我觉得他们是在探索。

 

还有一个成熟的变化,那就是从只关心个体的灵魂得救到关心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当初做调查研究的时候,找到了很多家庭教会层次很高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都说,我们不关心你的事情,第一不谈社会,更不谈政治,我们只关心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近来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以后,你到各个教会可以看到,教徒对大地震的关心和关注,像守望教会周日有三堂聚会,一共800多人的聚会,一天就捐献了19万多人民币,我觉得这是相当多的;而且马上就有很多人报名,自己陈述自己可以为灾民做些什么,比如说心理辅导、医生、护士,然后他们组织到灾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还有一个进步就是家庭教会类型的增加,从我自己关注的情况来看,最早只是我们本地的信徒有一些聚会。后来发展到有外地商人,因为做生意来来往往,他们在北京聚会,这种聚会我参加过。还有公司所属的教会,如果有一个公司的老板是基督徒,他可能在公司底下附属一个教会,也属于没有登记的情况。近来大家看到,随着改革开放,海归派回来,我们现在出现了海归派教会。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教会的出现,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新事情。这几点是我自己对家庭教会走向成熟的关注。

 

我们再来谈谈家庭教会对未来的思考,于先生主要谈了政府的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谈谈家庭教会对自己的前途应该思考什么?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复兴的传统文化甚至是传统宗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何理性地处理与其他宗教和谐的并存,因为很多家庭教会认为其他宗教都是邪教,这是我认为他们非常不开放的一点。我觉得所有的宗教,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都是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态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共同的问题,只有大家共同的和谐并存,可能才能改善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现在的大背景下,我认为家庭教会要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有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关注社会,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要服务于社会,尤其是要关注并参与社会服务。

 

2008年,关于中国公共思想意识与信仰状况有一个调查结果,它显示现在的中国公民对宗教的好感和对宗教的反感是趋平的,从人数和百分比来讲是持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一般的公众对于宗教就等于迷信、迷信就等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反动的东西,跟这样的一种看法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而且,大家看到从汶川地震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我在《中国宗教》上有一篇文章,受他们邀请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宗教用语出现了,我们为灾区人民祈祷、祈福、感恩,我们有悲悯之心,我们要求保佑灾区人民。虽然是讲灾区人民,但这些宗教词汇的出现、在公共场所出现、在报刊杂志电视上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我认为这个是大众基本上接受了宗教可以发挥它的积极社会作用的一点。我想如果是这样下去,家庭教会就有可能逐步地解决它的合法性问题,可以成为真正的NGO。谢谢大家。(掌声)

 

李向平:非常感谢高师宁教授以她自己的田野和研究体会为于建嶸教授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走向与未来”做了一个最好的补充。高师宁教授在北京家庭教会做的研究,那本著作是在香港道风山道风书社出版的,去过香港的朋友都会看到,现在这本书在国内大陆的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我觉得高师宁教授提出一个关于城市教会的发展,实际上是说明了中国家庭教会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自觉地走向开放、多元、平等、独立。

 

实际上除了于建嶸教授总结的家庭教会的三种模式以外,高师宁教授也提出了其他的模式,比如说农民工教会、企业教会。西方神学里有一个概念,把这种教会叫做延伸教会,expanding church,中心教会延伸出来的教会,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变迁当中,它有更丰富的表达形式。这个高师宁教授提出了三点:家庭教会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化,传统文化的复兴,跟其它宗教的和谐并存,进入公共社会服务的问题。这跟于建嶸教授提出了对政府有三个期望和期待恰好配合起来,恰好把宗教现象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改革开放里面这个家庭教会现象,不仅仅是社会现象,也是在大社会现象里面的跟宗教政治学或者是宗教与政治关系、政教关系紧密相关的政治现象。下面我们有请刘澎教授从宗教政治学层面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回应,大家欢迎。(掌声)

 

刘澎(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家庭教会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的学术会议很多,直面家庭教会问题的很少,今天我们能在北京大学开这样的一个会,非常有意义。

刚才于建嶸教授谈了农村的家庭教会,高师宁教授谈了城市的家庭教会,两位学者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调查,对家庭教会问题做了很精彩的分析,涉及到了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不久以前刚刚参与了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的宗教调查,我也谈谈我对家庭教会问题的一些理解,作为对二位的一个回应。

 

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成因。情况二位教授都已经做了介绍,我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家都在谈家庭教会,每一个研究家庭教会的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有一套比较固定的典型的说法,就是“西方宗教敌对势力渗透说”、还有就是“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落后说”、再下来就是“基层政权组织管理薄弱说”。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结合时代发展、社会、人口变迁等特点的可增减的一些因素,好像柴胡汤加减,把这三点说了,再根据各类的情况不同做一点补充就可以了。不管有多少原因,这个说法的关键就是西方渗透。这套说法,就是说大量的海外资金、书籍、资料、传教士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家庭教会得以迅速发展,这套说法在官方的文件里大量充斥,在各种分析、讨论、文件、报告里从来不忘记这三种说法。到于先生的最近的文章“与两位宣教士的谈话”里还有,就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背景的海外资金、书籍资料、圣经大量进入,这是家庭教会形成真正的关键”。按照这种思路,对待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本方针怎么办呢?既然是西方渗透说为主,还有经济落后说,基层政权管理薄弱说,第一是大抓反渗透,其次是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第三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各级党政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这基本上就是一套八股。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这种说法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家庭教会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传教士公开传教的最近30年里,基督教家庭教会能够从几百万迅速发展到几千万。于先生刚才说了,我同意于先生的说法,有几千万。六千万?七八千万?为什么不论城市乡村,贫困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内地还是边疆,家庭教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什么家庭教会的成员能够包括各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人?在各种宗教都有发展的情况下,为什么是基督教而不是其他的宗教的增长最为显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做一些实事求是的调查,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套说法回避了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回避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探讨问题的特点不是从事物的内部而是从事物的外部表象上寻找原因,强调的是外因决定论,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本质这样的论述,不承认宗教是中性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有宗教性和宗教需求。在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问题上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会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因此,它对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因的分析是苍白无力的,无的放矢,没有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今天我们不是来谈为什么家庭教会要出现,怎么出现的,这个可能需要专门的讨论。我想说的是研究家庭教会问题,首先要走出关于家庭教会成因分析的传统误区,扔掉八股,承认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家庭教会的产生发展基本上不是外因在国内作用的结果。具体的讨论有很多说法,我今天就不讲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存在,也就是说对家庭教会的定性与定位问题。刚才我讲的第一个观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内因是决定因素。第二个问题就是定性和定位决定了家庭教会存在的状况。家庭教会的存在实际上很长了,刚才情况已经介绍了很多,不重复。问题不在于家庭教会存在不存在,而在于以什么形式存在。

中国家庭教会存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刚才于教授讲了传统型、开放型、城市型,高教授特别强调、分析了城市型,我觉得都非常好,但是如果让我看的话,家庭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合法性。只要它是家庭教会,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是没登记的,至于它是什么类型的,大家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一点是共识——它是没登记的,是不合法的。家庭教会能否合法化,就变成了家庭教会和政府双方关系的一个关键。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宗教管理部门试图用《宗教事务条例》来规范基督教,以登记为手段解决家庭教会存在的问题。管理部门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要通过登记解决几十年来没解决的问题。有些家庭教会,从刚才两位教授的分析说,也希望通过登记解决自己身份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双方都希望通过登记强化自己,都不准备改变自己既定的原则,这样的话利益的直接对立导致了双方在登记问题上必然陷入僵局,实际上能够登记的、进行登记的寥寥无几,几乎没有。登记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对家庭教会的定性和定位问题。

 

这个定性和定位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看待家庭教会。这里面有几个原则:家庭教会是宗教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家庭教会是少数人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群众问题?家庭教会是短期的、个别地区的问题还是长期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它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是一个个别的问题,那非常简单,就让国保大队、公安局解决就得了,不需要下这么大的力量。刚才二位教授都说了不能用鸵鸟政策,我们要正视现实。我们为什么不能正视现实呢?就是在定性和定位问题上把它看成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少数人的问题,还是一个普遍的群众性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宗教问题,还是看成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跟这个有关系。

 

第三个观点,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未来。这个问题的关键我理解是在体制上,出路在法治上。解决家庭教会的问题,必须去掉家庭教会问题上被过分渲染了的政治色彩,也就是于教授所说的要脱敏。政府决策者要有一个认识上的改变,不能把家庭教会的产生看成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结果。有没有渗透?有渗透,一直都在渗透,互相都在渗透。你到我这儿搞传教,我到你那儿办孔子学院,今年办300个,明年增加到500个,是不是渗透?你自己理解。反正是你要进来我要出去,谁都要向别人渗透,这种渗透不足为凭。作为对原因的分析来说,每个人都希望说服别人和改变别人,这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什么呢?是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时候所有的决策就出现了问题。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个体信仰的多样化、多元性,这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正常的表现,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都还是蓝的卡、绿军装,那个时代过去了。不能把家庭教会看作是一个行业部门主管领导下的可以规范的下属机构,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群众的自治组织;不要再把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活动看成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要看成是一个普通的、非政治性、涉及众多群众利益的精神需求问题。一句话,你不能把基督教看成是社会中负面因素,不能把家庭教会看成是对政权的威胁因素。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成基督教或者家庭教会也可以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力量,是拥有巨大社会资本的NGO,是中国市民社会的训练所。这样的话,家庭教会的政治色彩就大大减少了。

 

家庭教会里头有没有问题?有各种问题。有没有其他人想利用宗教,想利用家庭教会呢?永远都有。但要让家庭教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自治、自传、自养的所谓的“三自”的群众组织,长期以来困扰政府的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问题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有人担心,你这样说那骗钱的、骗色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个人崇拜的、邪教的,怎么办,呼喊派来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很简单,世界各国都存在这个问题,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异端,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说基督教里全是好人,共产党里全是好人,有问题存在我们不能用一刀切的绝对的观点来看待,任何时候对待问题要有处理问题的办法。那怎么办呢?家庭教会如果被坏人利用了怎么办?家庭教会或者是基督教,会不会导致政治化、民运化?会不会推翻政权?从中外历史上看,总有人试图利用宗教搞政治,但是这是政治家的问题。你要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党分子,可以,但他不是宗教家,不是搞宗教的。宗教毕竟是宗教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要让宗教回归于宗教,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被某些人利用的政治工具,首先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开放宗教市场,加快宗教立法,让大家活动,把规矩定好。在规矩的规范下进行活动,谁要是乱搞,对不起,那就依法来说事。现在咱们的办法是没有法律,没有规范,同时又不让你搞,你要搞了怎么办呢?你就接着搞,没什么办法(笑声)。要邀请参加游戏的人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共同遵守这个规则,依法治国,从法制的角度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家庭教会、非家庭教会、城市的、农村的、传统的、三自的、信教的、不信教的,都得守法。有了法律,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公共的事情要有公共的办法,公共的衡量,而不是靠某一种行政的文件来规范、来解决。走上法制的轨道的同时,宗教也就获得了它应该获得的权利,信仰宗教的人会去从事宗教活动,搞政治的人就很难再利用宗教了。现在,把它压制了以后产生出种种弊端,我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入手,要搞清楚它是怎么产生,为什么能存在,而且能发展。如果不从问题的根本上找原因,这个问题只能是扬汤止沸,或者采取鸵鸟政策。谢谢大家。(掌声)

 

李向平:非常感谢刘澎教授出于宗教政治学的智慧和立场!我觉得刘澎教授的解读是用宗教政治学家的智慧把宗教问题非政治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政治学的进路,也就是于建嶸教授讲的要脱敏,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讲的宗教要祛魅,可能这也是宗教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澎教授有一本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读过了,《宗教问题文集》。这本书不是公开出版,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出的。附带说一下,刚才于建嶸教授对我们的会议组织人杨凤岗教授开玩笑,有意见,说不是嘉宾,没有会议程序,等等。后来刘澎教授用宗教政治学的话说,这就是家庭教会的做法(笑声)。我想刘澎教授的这本书也是家庭教会式的读物(笑声)。

 

教会是一个家庭,家庭里面的讨论就可以轻松活泼,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讨论当成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由交流。问题又可以回到于建嶸教授的演讲当中,于建嶸教授长期以来对底层社会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非常独特,我注意他的方法论问题。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讲到,底层社会是他的一个研究方法,从底层社会来看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存在。我们把他这个研究方法转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话题中来说,家庭教会是不是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方法?另外我还注意到,于建蝾教授在底层社会的村民自治问题研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村民自治不是在于它的民主化,是在于农民有了自己表达民主权力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且于建嵘教授在中国工农阶级的研究当中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以理维权,农民以法抗争。家庭教会如果放在一个和谐社会问题里面看,家庭教会要依教生权,以信仰表达权利,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家庭教会既然是一个普遍关注又日益重要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学者和朋友,不管来自那个界面的朋友,都会对家庭教会有自己的思考,也会有对一位演讲者、两位回应者的一个讨论。可惜本场讨论已经超时,大家的讨论只能是另择时间、用其他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给于教授一点回应的时间。

 

于建嶸:还是谢谢杨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我还是这么一个看法,家庭教会的问题,关键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政府应该有个改变,要阳光,要脱敏。我们今天的讨论要脱敏,我认为一切问题只要能够摆到台面上来谈都好办,不能把它地下化、秘密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谢谢各位!

 

李向平:谢谢于建嶸教授,那么我们这一场就到此结束。(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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